寫意
從北宋中期開始，宮廷書、畫院的制度逐漸完善，官方贊助的書法和繪畫藝術活動到達高峰，但是此時的藝壇卻開始蘊釀一場由士大夫階層所主導、影響深遠的藝術變革。到了十一世紀中、晚期，「書法是藝術家個性的反映」這種觀點已經深植人心，書法的發展漸漸擺脫二王的書法傳統以及貴族氣質的表現，轉而追求個人的獨特風格與文人氣息的結合。在北宋四大家─蔡襄、蘇軾、黃庭堅和米芾的實踐下，書法表現他們作為詩人、政治家、鑑賞家和評論家的複雜個性，成為個人生活經驗與感情世界的印記。

在書法產生變革的同時，文人畫的發展也臻於成熟。在這個階段，繪畫中形似的問題已經獲得解決，繪畫由再現自然轉向抒寫情感，追求個人的內在真實。當時文壇的領袖歐陽修提出了「古畫畫意不畫形」、「此畫此詩兼有之」的理念，強調繪畫應當與文學（詩）一樣，重視意境的表達而非形式的描寫。透過其門人蘇軾、黃庭堅等人的發揚，這種思想普遍成為北宋末期士大夫的繪畫觀。文人畫風的發展後來逐漸遠離繪畫的寫實風格，而與古典文學以及書法的傳統相結合。對於熟習書法而且具備高深文化素養的士大夫來說，繪畫遂成為個人生活體驗以及情感表現的最佳媒介，這種被稱之為詩書畫「三絕」的結合，成為後來文人畫遵循的典範。

賞鑑
古書畫鑑藏活動，在士人圈裡也相當興盛。從北宋士人留下來的尺牘中，不但可以讀出知友彼此觀摩收藏，還可以看到文物在其間的流通過程，甚至古物的價格與交易的情形。從這些記錄中可以察覺當時文人對古書畫文物的珍視與寶藏。這不僅只是好古癖而已，他們其實懷抱著保存文化資產以及學術探討的角度。其中最著名例子自然是歐陽修的《集古錄》。他廣泛搜求金石搨本，除了賞玩之外，亦認為它們是足以正史的實物材料，代表了北宋文人面對古蹟所採取的知識性面向。除此之外，由郭若虛所著的《圖畫見聞志》，以及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等文人所留下的題跋雜記中，也可看出北宋文人品評書畫時，重新為「氣韻」作定義，將人格與作品的品質更緊密地聯繫起來，建立一套源自晉唐的文人創作譜系，發展品評書畫的新標準。

酬唱
歐陽修提到，古代尺牘內容雖不出「吊、哀、候、病、叙、睽、離」諸事，卻可使觀者想見其人，得到書家的意態。蘇軾等文人則更進一步地發展此觀，將之與原先就具有「言志」功能的詩文結合，使尺牘從實用性質，提昇為文人間倡和的媒介。此種尺牘加詩文的形式，當然提供了文人簡便的溝通管道，能夠更無拘地往來酬唱。通常這些資料都是以文字形式收錄於文人的詩文集中，因此流傳下來的少數墨蹟，如蘇軾〈次辯才韻詩〉、黃庭堅〈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並詩四首〉、米芾〈送提舉通直使詩〉（〈三吳帖〉）、薛紹彭〈雜書〉，無疑提供了可貴的真實記錄。從書法上，觀者不僅能真實地感受書家的存在，配合尺牘中的詩文，更能貼近酬唱活動進行時的情境。

品味
宋初文人蘇易簡撰寫了《文房四譜》，為北宋文房清供風尚的發端。隨著文人書畫鑑賞風氣的發展，對工具的要求，除了實用性外，愈來愈趨精緻與考究。因書寫習慣及需求的不同，文人們也參與筆、墨、紙、硯等的製作，從蔡襄〈澄心堂紙帖〉、〈陶生帖〉（散卓筆）、米芾〈晉紙帖〉可以看到他們對文房用具的興趣。他們也喜歡品第其間的優劣高下，使原先附屬於書畫的地位，轉變成可直接供人賞玩的對象，於文人圈中佔有重要的位置。蘇軾與米芾就曾因一方「紫金研」而譜出一段佳話。此外，對文房用具的喜好與選擇，亦標榜著文人的自我品味，更是彼此間據以相互品評的參考資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