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二)仿古代玉器的類型

  
乾隆「仿古」玉器中,另一個類型則是以古代玉器為藍本,進行模仿者。和以玉仿古銅器的情況不同,以玉仿古玉器,質材一樣,若再刻意使形制、花紋也相同,那麼「仿」和「偽」的界線在何處?而乾隆皇帝是否有區隔「仿古」與「偽古」的觀念和作為呢?

  
根據明代一些文人筆記看來,當時做假古董的情形相當猖獗 [97] 。其原因在於,當時有一批商業新貴,如新安商人之流興起,他們在商場上具有強大的勢力,卻苦於無法脫去銅臭的外衣,為了提昇形象,這群豪富之家、富厚之士開始追隨文人品味,投入古玩收藏的行列,不過這終究只是商賈裝飾身份的手段,他們既無文化的素養,也不致力於研究,只是一昧的「誇侈鬥靡、競尚玩好」,徒使這些充斥古玩市場的資金,誘引大量偽作古物出現,也讓做偽的技巧不斷更新、精進 [98] 而文人對附庸風雅之富商豪賈購進贗品之事,總是毫不留情的引為笑談,為文奚落一番 [99] 弔詭的是,匠人製作贗品,尤其是令人真假難辨的贗品,不但不會受到責難,反而能在文人之間贏得聲譽 [100] 。這或許是因為,當時文人觀念中,仿作古器物就像是初學繪畫時臨摹的過程 [101] ,仿品足以亂真則表示已領會古物的精髓。由此可以察覺,乾隆皇帝以前的文人,並不刻意在以假亂真與追模仿古之間,劃出清楚的界線。

  
寫於乾隆十八年(1753)左右的《玉盃記》,是一篇中國歷史上相當少見,帝王與工匠輕鬆對談的紀錄。內容描述:乾隆皇帝賞玩一只玉盃,乍看之下是漢以前的古物,但其表面有些粗糙,且沁色不完全自然,於是心生懷疑,召來宮廷玉匠姚宗仁一同鑑定。出乎意料的,姚宗仁竟「嘻」的笑出聲來,坦承玉盃是其祖父所做,並非古物。接著,宗仁詳細陳述染色做舊的方法,解釋何以此盃較當時眾多的假漢玉來得肖真。清高宗聽得津津有味,盛讚姚宗仁「其事有足稱,其言有足警」,「不妨為立傳」 [102] 這和明代工匠周丹泉做出使賞鑑家失辨之器物,而文士姜紹書為之大加吹捧,其心態是相去不遠的。但是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,高宗御製《玉盃記》中,一直稱玉盃為「偽漢玉」。而他在乾隆五十年(1785)寫的一首詩的註腳中也提到,當時市面上的「偽」古玉,色澤油污、質粗體笨 [103] 由字眼的運用看來,儘管乾隆皇帝對雅緻肖真的玉盃,採取欣賞的態度。可是,這玉盃終究經過人為的染色作舊,有魚目混珠、以假亂真之嫌,故高宗依然稱之以「偽」。

  
根據檔案的記載:在乾隆八年(1743)時,高宗遣太監將《考古圖》交給蘇州織造安寧、圖拉,命當地玉工按圖樣及尺寸製作玉辟邪、玉馬、玉驄、玉虎、玉仙人等,待玉器回到內廷後,遂進一步的將玉色燒染成舊玉的顏色,最後還在器座上刻「宣和御玩」及「伯時珍藏」的字樣 [104] 「宣和」是右文好古、雅蓄書畫、廣蒐天下古器,敕編《宣和書譜》、《宣和畫譜》、《宣和博古圖錄》的宋徽宗之年號。伯時則是宋代畫家、品鑑家、收藏家李公麟的字號。此二人可說是中國文物收藏史、器物學上,舉足輕重的巨擘 [105] 。乾隆皇帝借用他們的名號,其用意就在錯亂製作年代,並透過二人的收藏款識,增加玉器的價值感。但是,日後他鼓吹玉器「仿古」時,仿品儘管唯妙唯肖,卻不再燒染做舊,並且會明確的標示出年款。例如院藏一件「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至夏代人面紋圭」(圖五十一) --高宗稱之為「黃色辟邪玉圭」者 [106] ,一面淺浮雕抽象面紋;另一面則琢具象的面紋:大眼、獠牙、戴船形帽及圓形耳環,耳環下懸一側面的人首。這奇異的面紋,特別受到乾隆皇帝的喜愛與重視,所以經常交付玉匠當做模仿的範本,仿品的數量甚多 [107] 。經過比較,很清楚的看出,各個玉匠解讀原典的能力差距極大,重現的肖真程度也很懸殊。其中,器面刻有乾隆六十年(1795)之御製詩(編號3-76)的黃綠玉質仿件(圖五十二),顯得最能掌握「原型」紋飾的重點,結構合理且不鬆散,尤其在處理人面耳旁的側面人首時,眼、耳、鼻、口之外,船形冠、長卷髮、耳飾玦等細節無一不備,重現的甚為完整。依當時的標準,若是再稍加作舊,足以亂真。但是這件清代玉圭的一側,卻明白標示「乾隆年製」。質材方面,此件仿古玉圭也未經過人工致殘做沁的手續,而是保留玉質原有的潔淨。保留玉質的純淨,是高宗「仿古玉器」的特色之一。另有一種風格,就是早在選材時便選用有深色斑塊者 [108] 。按照乾隆皇帝的原則,「美玉多教仿古為」(編號3-59)。所謂「美玉」,一般觀念常指白淨、溫潤的「羊脂玉」 [109] 。但是,乾隆皇帝的標準稍有不同。他認為美玉應潤澤,如飽含水份 [110] ,不過卻不必在意玉料的白淨與否,因為玉料中若是夾雜青、褐等色澤,猶如古玉上的沁色,都是土地與歲月賜予的精華,彌足珍貴 [111] ,特別名之為「和闐古玉」 [112] 、「和闐漢玉」 [113] 。如圖五十三的「玉獸面紋鉞」,器表御製詩贊其「和闐開闢有,豈無土浸精,是玉受其華,紛璘穆且清」 [114] ,可見其玉質即高宗所謂「和闐古玉」、「和闐漢玉」。精確的選用「仿」、「偽」二字;鐫刻年款;保留玉質原貌而不以人工致殘作沁。由是看來,乾隆皇帝區隔「以古為師」的「仿古」與「以假亂真」的「偽古」的意圖,十分明顯。

圖51 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至夏代人面紋圭(紋飾線描圖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,(故玉2100) 圖52 「雲字三十三號」玉人面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,(故玉2656),長:17.8cm:寬7.7cm。

  根據粗略的統計,最常被援用為原型的古代玉器類型,乃「斧珮」與「璧」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這兩類仿古玉器的側緣,經常出現以「千字文」為起首排序的編號。如前述刻有乾隆六十年(1795)御製詩的「和闐玉斧珮」,其相對於琢有「乾隆年製」款的側邊,便琢有「雲字三十三號」的字樣。除此之外,就目前所收集的資料另有

  
「地字二號」與「元字三號」者:現藏北京故宮。由於尚無圖片資料公布,詳細情況不清,僅知均為仿古玉斧的形式 [115]

  
「黃字四號」者(圖五十四):亦為斧形。單面琢「琢雲」二字及面紋、鳥紋及獸紋 [116] 。面紋是仿自前述高宗的「黃色辟邪玉圭」上之抽象面紋,但是佈局上有所變化,將原來的結構從中一分為二,分置在器面的左右邊緣。鳥紋則與本院藏「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至夏代鷹紋圭」(圖五十五)上的鷹紋相近。而獸紋則似乎是將商代玉虎形珮(圖五十六),予以線條化。

圖53 玉獸面紋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,(故玉2168),長:19.4cm;寬13cm。 圖54 「黃字四號」玉斧佩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,引自《故博藏文物珍品全集42》,圖版121。 圖55 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至夏代之鷹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鷹紋圭,(故玉1856)。 圖56 商代玉虎形珮(拓片),引自《殷墟婦好墓》,圖84-12。

  「洪字七號」與「荒字八號」者(圖五十七):共置於一嵌銀絲之木匣內,均係以潔白純淨的玉質琢作斧形 [117] 。七號斧珮的紋飾與三十三號同源。但是,具象面紋的結構鬆散、簡略,遠不如後者之嚴謹。八號玉斧珮,紋飾的素材與四號相同,只是將面紋與鳥、獸紋分置於雙面。而面紋的結構則是更加錯亂無章,與「原型」漸行漸遠。

  
「調字三十一號」玉斧珮(圖五十八):藏於本院。玉質青黃,而帶有大片深褐色斑,潤澤自然,即乾隆皇帝所謂「和闐漢玉」。長9.8公分;寬5.9公分,體形甚小。紋飾亦與雲三十三號同出一源,但追摹已不傳真。

  
「火字七十五號」(圖五十九) [118] :是這一系列仿古斧形珮中,較為特殊者。質地半灰黑、半灰白,似乎經過人為的燒烤染色。從器表的御製詩看來:此物當時的確被視為古玉 [119] ,乾隆時則改形,並加上仿古花紋。清高宗遂名之為「古玉珮」,而又加上「乾隆年製」款,以傳達其「舊玉」新雕的狀況。紋飾為一面紋,但已無法分辨所本為何。

圖57 「洪字七號」與「荒字八號」玉斧佩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,引自《故博藏文物珍品全集42》,圖版122 圖58 「調字三十一號」玉人面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,(故玉1290),長:9.8cm;寬:5.9cm。

  「黎字一百十五號」(圖六十):本院藏。斧形。青灰色的玉質。其中一面,仍留有厚薄不勻、粗糙乾澀的「圍岩」,以摹擬常年累月水浸土侵而成的深沁。為配合這種效果,紋飾的線條亦斷斷續續、斑駁不清。另一面則玉質光潔、紋飾清晰。只是,線條雖清晰,結構卻雜亂無章,從上下相疊的兩對眼睛推測,應是兩個面紋,但是否也與三十三號同源,已無法明確認定。

  
「恭字一百五十三號」(圖六十一) :本院藏。斧形。一側邊琢「大清乾隆仿古」款。以古代玉器類型為藍本的乾隆仿古玉器,落款與仿青銅器者不同,絕大多數是「乾隆年製」,僅有極少數為「大清乾隆仿古」或「大清乾隆仿寶」 [120] 。此件玉斧的紋飾,似揉合龍山文化的神祖面紋與抽象鳳鳥紋(圖六十二、六十三),然亦不免線條僵直,結構鬆散、交待不清之病。

圖59 「火字七十五號」玉斧佩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,引自《故博藏文物珍品全集42》,圖版119。 圖60 「黎字一百十五號」玉斧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,(故玉2821),長:11.9cm;寬:4.7cm。 圖61 「黎字一百十五號」玉斧佩及紋飾線描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,(故玉3136),長:15.2cm;寬:6.7cm。
圖62 龍山文化的神祖面紋,引自《中國玉器全集.1.原始社會》,圖版40。 圖63 新石器時代晚期龍山文化至夏代抽象鳳鳥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鷹紋圭,(故玉1856)。

  「羽字七十一號」 [121] 與「覆字一百八十八號」 [122] 則均為玉質潔淨白晰的璧,且都是以漢代的「長宜子孫璧」為藍本。

  
就此初步的整理看來,這批仿古玉斧珮大多數是以高宗喜愛的「黃色辟邪玉圭」為本。所以雖名之為「斧珮」,但不妨以「圭」視之。《尚書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禮》等儒家經典中,「圭」、「璧」二者具有崇高的禮制意義,重要性超越其他玉器 [123] 。清代宮廷特別將仿古圭、璧共同予以千字文的大排行編號,是否正是在此傳統思想籠罩下,具有某種禮制意義的舉動呢?這個問題,目前還缺乏充足的資料來解釋,暫行擱置。


[97] 「近日吳中工巧,模擬漢宋螭玦鉤環,用蒼黃、雜色、邊皮、蔥玉、或帶淡墨色玉,如式琢成,偽亂
  古制,每得高值」。高濂,〈論古玉器〉,《燕閑清賞箋》,收錄於《美術叢書》,(臺北:藝文出
  版社,1975)。
[98] 蔡玫芬,同註76。
[99] 「吳門新都諸市骨董者,如幻人之化黃龍,如板橋三娘子之變驢,又如宜君縣夷民改換人肢體面目。
  其稱貴公子、大富人者,日飲蒙汗藥而甘之若飴矣。」沈德符,〈好事家〉,《野獲編》,收錄於
  《美術叢書》,(臺北:藝文出版社,1975),卷26。
[100] 瓷工周丹泉曾仿作一件定窯鼎,令收藏者真假莫辨,姜紹書特為之撰〈定窯鼎記〉。姜紹書,〈定窯
  鼎記〉,《韻石齋筆談》,收錄於《美術叢書》,(臺北:藝文出版社,1975),上卷。
[101] 「規仿名壺,曰臨比於書畫家入門時。」吳騫,〈本藝〉,《陽羨名陶錄》卷上。
[102] 〈玉盃記〉,《詩文集》文初集5卷13頁。
[103] 「今之為偽古玉者,色似油污、鐫紋不深且質體粗笨,不過省其工而眩一時。」〈詠漢玉槓頭〉,
  《詩文集》,詩五集,17卷 ,7頁。
[104] 《造辦處成做活計清檔》3401、3402號,轉引自楊伯達,同註3,頁70。
[105] 宋徽宗對中國文物收藏的影響,可參考張臨生,註75。
  而李公麟對器物學的影響,則可參考張臨生,〈李公麟與北宋器物學〉,《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》,
  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2000)。
[106] 圭上刻有御製詩〈題黃色辟邪玉圭〉兩首。
[107] 乾隆皇帝稱之為「辟邪」的面紋,被廣泛的琢刻於清代新製玉器之上,已發表者有三件:《宮廷之雅
  —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》圖版27、28;《故博藏文物珍品全集42》圖版122-1。詳後文。

  而在古玉上加雕此面紋者亦眾,已發表者亦有三件:鄧淑蘋,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
  錄》圖版119、120;《國之重寶特展圖錄》〈歷代玉器〉圖版10。
[108] 選用雜色玉料做「古」玉器,其實在明晚期就有此做法,如註97
[109] 「玉以潔白為上,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」。陳性,〈玉色〉,《玉紀》,收錄於《玉說彙編》,(北
  京:書目文獻出版社,1993),頁155。

  「今人賤黃而貴白」。高濂,註97,頁15。

  「凡看器物白色為上」。曹昭,《格古要論》。
[110] 「良質和闐貢……全含水以潤」。〈詠和闐玉璧〉,《詩文集》,詩五集,45卷,9頁。
[111] 「地闢歲受土浸多,偶一得乃最珍異,較與漢玉猶為過」。〈詠和闐玉龍尾觥〉,《詩集》,詩五
  集, 28卷,8頁。
[112] 「今玉琢成決,云何古玉吟。河流忽以現,土氣受來深」。〈題和闐古玉決〉,《詩文集》,詩五
  集, 45卷,23頁。
[113] 「漢玉者非必炎劉時物,其土浸璘  、古色穆然者,皆可謂之漢」。〈題和闐漢玉簑笠漁翁〉,《詩
  文集》,詩三集,43卷,4頁。
[114] 〈詠仿古夔紋斧珮〉,《詩文集》,詩四集,21卷,12頁。
[115] 張廣文,《玉器史話》,(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),89頁。
[116] 《故博藏文物珍品全集42》,圖版121。
[117] 同上註,圖版122。
[118] 同上註,圖版119。
[119] 「古玉長方穆一片,赤如雞冠蔚彩燦,來經琢磨全厥天,不知有周無論漢。量縱三寸橫則二,上復
  減其寸之半,略加減拂宛成佩,佩之無射因成贊」,《詩文集》,詩四集,21卷,12頁。詩中言其色
  紅澤美,而現在則灰黑無光,似遭回祿。
[120] 院藏一件碧玉戈,仿周代玉戈形式,柄部即刻「大清乾隆仿寶」款。張麗端,《宮廷之雅--清代仿
  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》,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97),圖版30。
[121] 張廣文,《玉器史話》,(臺北:眾文圖書,1992),141頁。
[122] 《故博藏文物珍品全集42》,圖版127。
[123] 鄧淑蘋,〈圭璧考〉,《故宮季刊》,(臺北:國立故宮博物院,1977),11卷,3期,52頁。